在这个基督徒群体中对社群关系进行大幅调整的案例，是和外邦人是否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和习俗有关的严重争议。在罗马阶级分明 的社会组织权责架构下，统治阶层可能在听取各方意见之后，独裁地规定下层人民遵行的决策结果。但是，在这个基督徒群体中，重要的事情都是在同心接受圣灵的引导下，全体一起决定。

事实上，这个争端发生于11章。彼得经历了一桩出乎意料、从神而来的启示，神要赐外邦人「悔改得生命」（使徒行传11:18），但并不事先要求他们归化为犹太人。但是当他带着几位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回到耶路撒冷时，一些基督徒抱怨他违反了犹太人的律法（使徒行传11:1-2）。受到这样的挑战，彼得并未发怒，也没有卖弄他是耶稣使徒的领导地位、或是贬损他们的意见、抨击他们的动机。相反的，他告诉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还有他是怎么看出神有旨意在这当中：「上帝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上帝呢？」（使徒行传11:17）。特别注意，他并没有表现自己是特别有智慧、道德特别高尚，而是一个也差一点犯下大错，但是让神纠正了的人。

然后他就让质疑他的人自己决定如何响应。听过彼得的经历之后，他们没有选择自我防卫，没有把雅各布（主耶稣胞弟 、耶路撒冷地方教会的领袖）的名字搬出来挑战彼得的权柄， 也没有指控彼得越权了。相反的，他们也寻求让神在其中掌权做主 ，得到跟彼得一样的结论。一开始的冲突，后来以团契、赞美结束。「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上帝」（使徒行传11:18）。我们不能寄望每一个争端都能圆满解决，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当人明白、寻求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恩典时，就会有生出各式各样的盼望、彼此造就。

之后，彼得和之前与他有冲突的人和谐的分开、离开耶路撒冷。但是，在犹大地区仍有一些人教导说外邦人必需先归信犹太教， 他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使徒行传15:1）。那时保罗和巴拿巴正在安提阿。和彼得同样的，他们也见识了外邦人不需要归信犹太教，也能领受神的恩典。经文告诉我们说这次分裂非常严重，但是若基督徒共同体一起寻求智慧，终究可以达成共识。「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地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使徒行传15:2）。

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使徒和长老，都来接待他们（使徒行传15:4）。有些看法不一样、主张外邦人应该要先归信犹太教的，也都在那里（使徒行传15:5）。他们决定聚会商议这事，处理这桩激烈的争议（使徒行传15:6）。当时也在耶路撒冷使徒之中的彼得，复述了神如何向他显明祂对外邦人的恩典、不需要归信犹太（使徒行传15:7）。保罗和巴拿巴也述说了他们类似的经历，焦点同样是在神做了什么 ，而不是夸口他们有什么过人的智慧、权柄（使徒行传15:12）。大会非常重视他们所说的。然后，大家参酌有关圣经经文，仔细考虑了每一个人所说的（使徒行传15:15-17）。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布，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上帝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使徒行传15:19-20）。

如果雅各布像罗马帝国权责架构一样行使他的权柄，那他说完刚刚这些话之后，一切都应该就结束了。光是他的地位、职务就足以判定这个议题。但是这并不是基督徒群体达成决议的方式。这个群体接受他的决议，但却视其为一种共识、而非命令。不只雅各布，而是所有的领袖，事实上，更是整个教会，都对这个决定表达了看法。「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意...」（使徒行传15:22）。后来他们传话给外邦教会关于他们的决议：「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使徒行传15:28a），乃是以全体的名义，而非像权责架构那样以雅各布的名而发布。「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往你们那里去」（使徒行传15:25）。他们不强调个人的权柄，而是单单尽力顺服圣灵。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使徒行传15:28a）。这些话似乎 很客气的表达了他们的决议， 强调他们已经弃绝了罗马权责体系所属的权力、特权、地位观念。

结束本段之前，还要强调一个重点。耶路撒冷的领袖特别尊重宣教士（彼得、保罗、巴拿巴）的经验——他们远离母堂独立工作，面对具体情况需要作出实际的决策。耶路撒冷的领导者非常尊重他们的经验和判断。他们认真沟通了指引决策的原则（使徒行传15:19-21），但是授权实际采取行动的人具体决策，然后再认可彼得、保罗、巴拿巴在工场所下的决定。这一点与罗马权责系统将能力、权柄集于主官手中，完全不同。

二十世纪后半，普及组织的使命、原则、价值观等知识，同时下放决策和行动权，其好处已经在商业、军事、教育、非营利、政府机关都广为人知。几乎各种组织的管理都受到影响、大幅转变。对早期教会的领导者来说，因此带来的人类创意、产能、服事能力的释放并不稀奇，因为早在使徒时代教会快速扩张时期，他们就经历过同样的急遽增长。

但是，面对现代经济活动时，今天的教会并不是很清楚、全面运用上述的教训。举例来说，在发展中国家服事的基督徒常常抱怨自己遭到远方发达国家的母会固执观念的阻挠。善意的抵制、公平交易规约、还有其它施压策略，常带来与原意不同的结果。举例来说，在孟加拉国致力于经济开发宣教的宣教士，曾提到美国赞助组织抵制童工的不良结果。赞助组织要求他协助发展的一家公司，不能从雇用十六岁以下员工的工厂购买材料。他们有一个供货商，由两个十几岁的兄弟构成。因为这项新要求的缘故，这家公司只好停止买进这对兄弟所做的零件，结果造成他们俩的家庭没有任何收入。后来他们的妈妈只好回去当妓女，结果让这位母亲、这对兄弟、整个家庭情况更糟。后来这名宣教士说：「我们需要美国本土教会协助的，是不带有压迫的团契关系」。「不得不服从这种善意的西方基督教命令，会让我们伤害宣教国家的人。」[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