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书信始于两个原则：跟从基督让我们可以信靠神的供应，以及信靠神的供应让我们可以为了他人的需要而工作。这些原则构成了工作中各种实践性指导的基础（特别是雅各书），也提供了理解如何在工作场合按照信心生活的神学洞见。它们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1）我们相信这些原则吗？（2）我们真的在工作中应用了这些原则吗？

我们相信这两个原则吗？

在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有一些情况会让人怀疑，是否真的可以信靠神的供应。另一些情况则肯定了原则的有效性。我们都知道有人似乎全然信靠神，但是却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有人失去了工作，房子，退休储蓄，甚至失去了生命。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到一些出乎期望之外的好东西，乃是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挣得到的。一个新的机会，一件小事引来巨大的成功，一个投资得到极好的回报，或者一个陌生人提供了我们的需要。那么，我们真的可以信靠神供应我们真正需要的一切吗？大公书信邀请我们反复思量这个深刻的问题，直到我们有了确定的答案为止。这也许意味着终生的纠结。然而即使那样，也胜过全然不去考虑它。

我们应当主要为满足他人的需要而工作，这一原则也同样充满疑问。这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所有工人行动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增进自己的福利——不一致。它与社会主流的工作态度——“永远争第一”——相冲突。我们要求（如果我们有权这样做）得到公平报酬的明证。我们会不会同样要求得到证据，证明我们的工作充分地惠及了他人？

我们会不会在工作中应用这两个原则？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为养活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评估我们对神的供养之信任程度。我们是否囤积知识，好使自己在公司里不可或缺？我们是否要求雇佣合同或离职补偿协议（黄金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才能对未来有安全感？我们工作的时候，会时时担心下岗吗？我们是否沉迷于工作，而忽视了我们的家庭和社区？我们是否忍受羞辱，愤怒、绩效低下甚至付出健康为代价，也要保留一个不合适的工作，因为我们害怕失去之后就一无所有？这个领域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则，上述某些行动甚至所有的行动都可能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场合（工作狂除外）。但是，我们在工作中的行为模式，如何体现了我们对神的供应之信靠程度呢？

然而，我们对神的信靠最有力的指标，不是我们为自己做了什么，而是我们为别人做了什么。我们是否帮助周围的人做好工作，即使这样会让他们在工作中超越我们？我们是否冒着丢失职位的危险，也要站在那些无权无势、需要帮助的同事、顾客、供应商或其他人一边？我们是否选择——在我们可以选择的范围内——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而工作，就像我们尽力为了自己的益处而工作一样？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需要高度尽责地让自己和他人应用这些原则，这正是犹大书要提醒我们的地方。顺服神的话语不是满足我们宗教感受的问题，而是对我们自己、也对那些受到我们工作影响的人有着深入骨髓的后果。然而，问责制度不应当让我们陷入判断他人的是非之中，而是让我们生出怜悯之心来。

大公书信不仅挑战我们重建我们的工作观念，也挑战我们重建为谁而工作的观念。如果我们信靠神供应我们的需要，那么我们就可以为了神而工作，而不是为自己工作。当我们为神而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服侍他人。当我们服侍他人的时候，我们就将神的祝福带到了世界上，带给了我们所生活的社区——尽管我们乃是天国的公民。神的祝福借助我们的工作进入了世界，构成更新世界的下一步，最终让世界成为了我们的家园。因此，我们工作之时，却“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后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