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仆人(以赛亚书第40章以下)
以赛亚书1-39章中的公义(常与公正一起出现, mishpat)是用来揭示犹大的错误和不忠的一个词。而以赛亚书40-55章的 公义则主要被理解为上帝为他的子民完成的一个恩典。 [1]以赛亚自己,就是带来上帝恩典的仆人之典范。
在以赛亚书 40-55章中建立的公义或审判,是由以赛亚在这一部分中所见证的谜一样的仆人所建立的。以赛亚书 42:1-4中的第一首所谓“仆人之歌”,把这位仆人描述为在地上建立公义的那一位。在这位仆人的身上,上帝回应了赛 40:27中犹大对公义的呼唤:“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案件(或作公义,译者注)(mishpat)被我的神忽略了。”上帝自己的神圣旨意现在被颁布出来,为他的子民成就他们所不能成就的事。上帝为以色列和列国成就救恩的方式,是通过上帝的仆人形象实现的。义和公义要由这位仆人成就。
关于这位仆人的身份之叙述,在这些章节之间发展,从40-48章中的以色列本身,到第49-53章中的个人形象,他用自己的双肩挑起了以色列的使命身份(missional identity),既是为了以色列,也是为了其他的国家。
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我要藉着你得荣耀。”(以赛亚书49:3 新译本)
从一个国家性的以色列向一个以色列的替身(或是一个理想化的以色列)转换,其理由在于以色列因为自身的罪而不能完成她的使命。[2] 我们在这位仆人身上所能观察的是上帝所使用的独特方式,向他衰退的子民交流恩典的同在和重整的美意。基于上帝自身的自由和忠于自己应许的主权,正是透过这位仆人,以色列民被赐予义(现在理解为上帝信守与祂百姓的立约)为礼物。义是接受而来的东西,而不是努力获得的。[3]
这就迫使我们思考自己的角色。作为蒙神恩典救赎之百姓,我们也是恩典的载体,可以让周围的人得益处。有时我们有机会让我们的工作场合更公义、更怜悯,点滴地推动世界变为人类更好的居所。为此,我们必须从小事上成就仆人的使命。
反之,在另一些时候,我们很难按照上帝的意愿来完成我们的工作。职场中的个人或系统也许会阻碍上帝带领我们的道路。我们自己的罪和缺点,也许会妨碍我们可能行出的善行。甚至我们尽力而为,似乎也无法带来任何差异。
在这样的境况下,以赛亚用他的话语坚固了我们:
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
我尽力是虚无虚空。
然而,我当得的理必在耶和华那里;
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以赛亚书 49:4)
尽管我们常常感到泄气,但我们工作的最终结果掌握在上帝手中。我们可以信靠上帝,知道祂不仅可以利用我们已经成就的工作,也会在祂的时间里成就我们的工作。正如腓立比书1:6所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哥林多前书15:58也补充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在以赛亚书1-39章和40-55章中分别展示的两种公义,是为了帮助我们仔细地理解以赛亚书56-66章所描述的公义。正是以赛亚书的这部分内容,为我们提供了对工作神学更清晰的描述。在以赛亚40-55章所描述的作为礼物的义,在56-66章成为了需要履行的责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赛56:1)。
在以赛亚书56-66章所发出的持守公平和公义的呼吁,现在对于上帝的百姓而言是可能实现的,因为上帝藉着祂的仆人已经赐给他们恩慈的宣告。以赛亚56:1所用的语言,与以赛亚51:4-8有一定联系,在这里神再次呼吁犹大追求公正和公义。在这一段中,上帝百姓行公义的可能性可见于以赛亚书.51:6,8的最后一句: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救恩不会失落,反而会存到永远。当第40-55章进入文学性的论述中,我们看见上帝的公义和救恩在这位仆人身上施行(53章),他为了别人代而受苦。 在第56-66章中“行公义”的呼吁成为可能,因为上帝先前已经凭借这位仆人恩慈的替代性行为,处理了以色列的不忠。用神学性的用词来说,上帝的恩典胜过了律法;这从上帝恩慈而主动地、不顾一切代价地救赎他的百姓中展现出来了。这是唯一的办法,使得人们可以负起责任,让行公义的言论可以成为现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获得的上帝饶恕的安全感,使得向善的动力可以成为现实。[4]
在“我[上帝]所拣选的禁食” (赛58:6)一段里,先知将论证从消极转到正面的论述。这样的禁食包括: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的得自由,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家中,给赤身的遮体,顾恤自己的家人(赛58:6-7)。[5] 以赛亚描绘的图画,表明了上帝百姓应当有的品格,和大部分周边文化的价值形成了直接的对比。外在的宗教或宗教行为,可能会和工作伦理混为一谈,但它们以缺少对工人的关心为特征(工人、雇工或者下属对于他们而言只不过是个人或商业发展的工具),或以某种领导风格为特征;这种风格惯于冲突、争吵、中伤、轻易发怒或者不受控的怒气——这一切都破坏我们对上帝的忠诚。神向百姓宣告,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全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罪孽的赦免。紧跟第58章的猛烈痛骂之后,先知承诺,上帝所有的应许都将在上帝子民之中展开:“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赛.58:8-9;参赛52:12)。
当我们追溯“仆人”的变化,从国家性的以色列转变为理想化的以色列,然后到52-53章中的主的仆人,再到仆人的仆人们,我们需要停下来,好好思考在耶稣基督身上所看到的仆人榜样对于职场的启示。以赛亚认真地构建了他对仆人的描述,清楚地表明他是上帝自身的反映。[6]因此,基督徒在传统上一般会将这位仆人看作是耶稣。以赛亚在52-53章中对仆人受苦的描述提醒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祂可能会呼召我们在工作中做出牺牲,就如耶稣一样。
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顾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赛52:14,53:3,53:5,53:7)。
对上帝的充分认识,将会激励我们把上帝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容许自我利益和自我膨胀来扭曲我们的工作。
耶稣,以祂的受死和复活,满足了一个我们自己无法满足的需要。上帝的标准呼召我们透过工作来满足公平和公正的需要:“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仆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赛59:14-16)。作为耶和华仆人的仆人们,我们被召来满足这些未满足的需要。在工作场所中,这可能有许多方面的应用:关心一位遭欺压的员工或同事,警醒留意卖给顾客的产品完整性,避开那些可能会剥夺他人付出的捷径,甚至拒绝囤积奇货。正如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6:2)。
作为耶和华仆人的仆人们,我们可能不会得到我们所渴求的好评。奖赏可能会延迟。但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最终的审判官。以赛亚是这样说的:“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赛57:15)。
For a fuller treatment of this issue as it relates to the final form of the book as a whole, see John N. Oswalt, “Righteousness in Isaiah: A Study of the Function of Chapters 56-66 in the Present Structure of the Book,” in Writing and Reading the Scroll of Isaiah: Studies in an Interpretive Tradition, ed. C.C. Broyles and C. A. Evans (Leiden: Brill, 1997), 177-91.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ant in the literary presentation of Isaiah 40-55, see Christopher R. Seitz, “‘You Are My Servant, You Are the Israel in Whom I Will Be Glorified’: The Servant Songs and the Effect of Literary Context in Isaiah,” 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 39 (2004): 117-34.
It was Gerhard von Rad who highlighted Isaiah 40-55’s synonymous association of righteousness [tsadeqah] and salvation [yeshua]. Gerhard von Rad, Old Testament Theology, Volume 1, trans. D.M.G. Stalker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1962), 372.
Commenting on “righteousness” in Is. 56-66, Oswalt states, “In short, there is a whole new motivation for doing righteousness. It is not now so much the fear of impending doom which compels righteousness, as it is the recognition that God is going to mercifully and righteously keep his covenant promises. We should be righteous, the writer says, because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Oswalt, “Righteousness in Isaiah,” 188.
Even if such a list has to do initially with the particular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release from exilic bondage, the figural extension of these problems into other spheres of human conduct is not only legitimate, but necessary. See Christopher R. Seitz, “The Book of Isaiah 40-66: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Reflections,” in The New Interpreter’s Bible VI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1), 499.
Richard Bauckham, God Crucifie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9),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