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的灾难和拯救(启6-16章)
但是,上帝在推进其国度计划中出现了一个惊人的转折:救赎之前,灾难降临。然而,这也许并不是那么令人惊讶。第6-16章尤其类似上帝救赎祂百姓的典型场景——出埃及。水变成血,蝗虫灾害,天体的黑暗——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上帝带来了末世的出走,带领祂的百姓脱离逼迫他们的当代法老之手。再次,不管我们是否把这一情景想象为约翰时代的事情还是未来某个时间的事情,都不能抹灭其基本的含义。上帝的道在所有时代都是一致的;历史的模式重现,因为上帝正在致力于将来的新天新地。[1]
这对于职场有深远的重要性。让我们一起看看启示录中有名的四骑士(启6章)。人们一般认为,这些骑士代表着战争,以及毁灭性的死亡、饥荒和瘟疫。[2] 尤其值得我们留意的是6章6节的提醒,“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三升大麦,但油和酒不可糟蹋!’”虽然这个提醒中有关油和酒的含义是模糊的(可能表明审判只是部分的[3])但小麦和大麦的价格却很清楚地飞涨(奥尼说,这是正常小麦价格的五倍,是正常大麦价格的五又三分之一倍)。[4]
虽然这可能是指将来的毁坏,但这样的怪圈对于每一代人来说都很熟悉——人类无法和平地相处会带来可怕的经济后果。因为基督徒要痛苦受困(参见第五印,启6:9-11),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工作和职场常常受制于我们不能支配的力量。尽管这些力量可能相当可怕,但是,启示录第六章所传递的另外一个信息是:它们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必须努力创造这样的工作场所,让公义可以得到高举,让人们可以经历祝福,发挥上帝所给予的恩赐。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上帝的护理也允许灾难进入我们的生活。启示录鼓励我们要在崎岖的道路之间,看到新耶路撒冷这个最终目的地。
在6章6节中可能也有一个隐含的挑战,就是在需要之时避免剥削弱势群体。在经济危机中,现实可能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但那却不是在别人痛苦之上赚得超额利润的藉口。
第8和第9章提到的审判之碗也教导了我们相似的功课,虽然这里强调的是环境灾难。启示录没有提到生态灾难的精确原因,因此这一审判或许牵涉人类制造的污染以及某种更显著的超自然现象。关键的问题是,上帝打击了世界养育拜偶像的人类之能力。这事成就,不仅是为了惩罚,也是为了唤醒人们认清事实——地球是属于上帝的,如同天堂一样。离了上帝,我们根本无法前进一步。离了上帝,我们无法操纵环境,让它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随着启示录的继续书写,重点从上帝对世界的审判转移到在大兽统治之下仍忠心见证的百姓(大兽可能是历史终结之时唯独崇拜偶像的统治者,或者是所有这样崇拜偶像的统治者的典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忠心的“得胜者”(启2-3章)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大兽“统治的”(启13:7),虽然他们最终是由上帝辩护得雪的(启11:11)。圣徒所经历的苦难包括经济上的苦难:那些拒绝臭名昭著的“大兽印记”的人都不允许“作买卖”(启13:17)。和以西结书第9章的“印记”类比,表明大兽的印记是一个象征,是和偶像崇拜(罗马?)的系统相连的(“666”可以解读为“尼禄凯撒”,无比败坏的皇帝)。但是即使有人采用更加字面和未来主义的看法,其属灵教导依然清晰:拒绝跟从这个世界错误的崇拜系统,有些时候可能会给忠心的人带来消极的经济后果。在任何社会中,这样的事情多少会发生。[5] 约翰并不是在否认,跟随上帝也可以带来积极的经济后果(例如,在箴言里所清楚教导的)。但为了和启示录其他的内容保持一致,约翰说,邪恶的势力——尽管最终是在上帝的统管之下——仍然可能扭曲事物,例如把可以带来祝福的东西变成痛苦。基督徒必须时常将他们的心思定睛在正确的事情上,尊崇上帝,同时认识到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丧失一些经济机会。对偶像崇拜者的审判是必然的,并且没有任何数额的财务收入值得我们站在敌对上帝的一方。这就是为什么在第13章中大兽的跟随者和第14章中14万4千信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他们口中察不出谎言”(启14:5)。不管发生什么他们保持了对上帝的忠诚和真实的见证。
If we take Revelation as primarily focused on John’s day, the “exodus” theme might refer in the first instance to the fact that those who maintain their faithful witness will “go out” to God’s presence upon their death. A futurist view would lay emphasis on the literal overthrow of the wicked kingdoms and the entry of God’s people in the millennial kingdom (which may or may not be conceived of as centered in Israel). In any case, in both scenarios, the ultimate fulfillment of the exodus motif is the entry of God’s people into the New Jerusalem (see below).
See, e.g., Ben Witherington, Reve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2–34; Grant R. Osborne, Revelation, vol. 27,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2), 274; G. K. Beale,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370–71.
For authors favoring this view, see the discussion in Osborne, 281.
See the extensive discussion in David E. Aune, “Rev. 6–16,” vol. 52b,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1998), 397–400.
See the judicious comments of Osborne, 518.